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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 ——2020年德语文学回顾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微信公众号) |  何 宁  2021年06月08日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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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于2020年的德语文学而言,“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是两个关键符码。对于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以及德国统一给原东西德带来的冲击,德语文学都做出了审视和反思。同时,2020年德语文学的重要奖项皆被女性作家斩获,2020年也因此成为女性作家的丰收之年。

关键词 德语年度文学研究 新冠文学 转折文学 德国统一三十周年 女性作家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2020年都注定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全世界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恐惧,但同时也见证了希望的来临。在疫情中,我们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正常状态下所无法体会的感受,“新冠文学”应运而生。对于德国,2020年还是德国统一三十周年,“转折文学”也对统一给原东西德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当我们回首2020年,“新冠文学”与“转折文学”就成为我们理解2020年德语文学的关键符码。同时,许多女性作家斩获了包括毕希纳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得到了早就应该获得的承认,2020年也因此成为女性作家的丰收之年。

一、新冠文学:为何写?何时写?如何写?

作为2020年的中心事件,新冠疫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自然也给文学烙下了深深的烙印。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不得不谢绝访客转为线上,诸多作品朗诵会或者作家见面会被取消。在感染的危险和行动受限的情形下,文学成为一种很好的方式,使我们可以跨越物理边界去往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文学归还了我们一部分被新冠疫情夺走的自由。新冠疫情让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学,特别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疫情文学阅读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读者自然可以选择在《十日谈》《死于威尼斯》或者《鼠疫》等经典之作中思考人性冲突和生命价值的体现,但2020年的德语文学也同样对新冠疫情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些作品被称为“新冠文学”。

在新冠疫情刚一开始的三月份,奥地利著名作家玛蕾娜·施特雷鲁维茨(Marlene Streeruwitz,1950—)就在网络平台发表了关于疫情的连载小说《世界变成了这样》(So ist die Welt geworden),实体书在2020年10月由巴豪(Bahoe)出版社出版。在三十多个片段短章里,作家借主人公贝蒂描写自己在疫情下的生活,抒写当世界因为新冠而被迫停滞时,她所经历的情感以及身体上的危机,并对封城这种极端措施对于社会、文艺以及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她尤其批评了疫情期间以总理库尔茨为首的奥地利政治精英表现出的极具干涉性的、父权制的做派。她期望,在讨论疫情期间的种种挑战时,文艺和文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试图将“文学用作生存的技艺”。

玛蕾娜·施特雷鲁维茨与《世界变成了这样》,图片源自Yandex

而在德国,2020年9月年轻作家洛拉·兰德尔(Lola Randl,1980—)出版了《万物之灵》(Die Krone der Schöpfung),小说中的主人公原本和母亲、丈夫、孩子还有情人住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但疫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乡村超市里的面粉、白糖、厕纸等全部出现了短缺,不断有城里人来到这里,希望获得片刻的喘息和宁静。但村子里的人担心这些城里人带来病毒,对这些人心存疑虑,平静的村子也开始讨论感染的风险、口罩的必要性、零号病人、感染的症状等等。与此同时,主人公作为一个成功的电影制片人,正在写作一个关于僵尸的电影剧本,她由此想到“病毒就是一种最小的僵尸,最微小的不死者”。可惜的是,人们不能像在电影里用灭火器消灭僵尸那样消灭病毒。洛拉·兰德尔在小说中观察、提问、反思,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混乱进行了分析,并对人类是“万物之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究竟是人类还是这种新的病毒才是“万物之灵”?人和自然究竟谁才是这个世界最终的主宰?

除上述两部作品之外,2020年的德语文学界还出现了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ias Horx,1955—)的《新冠之后的未来》(Die Zukunft nach Corona)、娜迪亚·布德(Nadia Budde,1967—)的《置身其中的一周》(Eine Woche drin)等新冠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载体,文学自然地要对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现实做出反应。而诚实地面对社会现实,记录、见证并参与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上述这些新冠文学作品都很好地对新冠疫情下的生活进行了记录和书写。但对于文学,我们的期待似乎更多,因此,当“为何写?”不是问题后,文学界自然要思考“何时写?如何写?”的问题。

笔者承认,2020年出现的新冠文学很好地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它能够让作家和读者记录并阅读疫情下的无奈、分离、孤独、疼痛,宣泄压抑的情绪,使人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体认到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复杂而深刻的联系,自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笔者更认为,这些新冠文学的作家虽有“为时而著”的心,但要想写出真正“为时而著”之文,作家还需要冷静、沉淀和时间。书写新冠疫情,需要从长远的视角出发思考,如果是“急就章”,思考必然是不充分的。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2016)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以1944年十四岁时的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为背景,但他写作该作品时已经是1975年,经过了三十年不断的再回首、再思考。因此,笔者认为,写作新冠文学自然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笔者也称赞2020年新冠文学作家们的这种创作激情,但更期待作家们对新冠文学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毕竟时效性并非文学的标准,文学是慢的文艺,是思考、沉淀的文艺,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具有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情感和精到的文艺构思,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凯尔泰斯·伊姆雷与《无命运的人生》,图片源自Yandex

二、转折文学:《明星111》与《本分的谋杀犯》

2020年是德国统一三十周年。尽管由于疫情德国未能举行大型的官方庆祝活动,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仍表示“在和平与自由之中庆祝统一三十周年是令人欣喜的”,她同时也在讲话中呼吁民众,“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创新局面,有足够的勇气克服东西部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也要有足够的勇气让整个社会加强凝聚力,并为之不断努力”。文学领域也推出了两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旨在对两德统一与融合、转折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进行审视和反思。这两部作品分别是卢茨·塞勒(Lutz Seiler,1963—)的《明星111》(Stern 111)和英果·舒尔策(Ingo Schulze,1962—)的《本分的谋杀犯》(Die rechtschaffenen Mörder),均获得了莱比锡文学奖提名,最终《明星111》斩获该奖。

卢茨·塞勒在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克鲁索》(Kruso),并获得当年德国国家图书奖。时隔六年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明星111》与上部作品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克鲁索》描述的是转折之前的故事不同,《明星111》的故事发生在从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被迫开放柏林墙并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到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依照联邦德国《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从而实现德国统一之间的过渡时期。柏林墙开放两天后,一对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妇英格和瓦尔特决定离开东德。他们一封电报叫回了儿子卡尔,让卡尔留在家乡看家,或者说“殿后”,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德。但一心想成为诗人的卡尔并没有在家乡待很久,而是来到了他所仰慕的很多诗人搜集灵感的地方,即柏林墙倒塌后充满了激情、力量和先锋精神的柏林。小说讲述了两个逃离的故事:一个是父母的逃离,英格和瓦尔特先试着在黑森州立住脚,却遭遇了西德人对“东德佬”的种种偏见,然后他们又分头行动,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另一个讲述得更为详细的是儿子卡尔的逃离故事。他开着父亲留下的“日古利”,在柏林干黑出租,在“优美诗歌的街道上”游荡(Stern:227),直到某一天他遇到了以霍夫为首的一个“聪明人的圈子”(Stern:62),并加入了这个群体。

“不少人在这座刚刚被解放的城市里奔忙。这段时间,整个世界将会被重新分配。”(Stern:70)这是卡尔刚见到霍夫时,霍夫对于柏林的描述。对于《明星111》中的这些年轻人而言,柏林墙开放与两德统一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冒险的时机,同时也是建立伟大乌托邦的时机。一个国家、一种体制在慢慢地、却又无法阻止地消失殆尽,人们虽然能够预料整个局势最终会如何收场,但毕竟新格局、新秩序尚未建立,因此,这个阶段是人们试验、践行种种另类生活方式的机会。而对卡尔而言,这也是实现自己诗人梦想的机会;同时他那段可以回溯到学生时代的爱情,也终于不再仅仅存在于梦想之中。尽管他的爱情最终还是破灭了,但他还是一步步接近了成为诗人的目标:他创作了二十首诗,尽管“还不够出一本书”(Stern:83),但在柏林他找到了“通往诗意存在的道路”(Stern:75),尽管他能够加入“聪明人的圈子”并非由于他的写作才能,而是他的工具箱和动手能力。对于这个小团体的领导者霍夫而言,卡尔这个经过正规学习培训的泥瓦工对于他的占屋运动、他的“反资本主义的集体农庄”太重要了(Stern:71)。在卡尔的带领下,一群人将一处阴暗潮湿、潮虫成群的地下室改建成为酒吧,并将之命名为“潮虫”。与此同时,如何通过斗争保住这些被占领房屋的问题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是我们在塞勒的前一部小说《克鲁索》中就已经见过的两个人物:已经成长为柏林地下抵抗力量的“司令官”的克鲁索及其“副官”本德勒。二人在《明星111》中的出场并不多,但本德勒与卡尔的相似之处却显而易见:两个年轻人都处在一个逃离者的群体里,他们的引领者克鲁索和霍夫尽管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都具有独特的魅力;两人都梦想着成为诗人。

这群年轻人梦想着在一个处在变动转折的社会中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更好的、真正的生活,但这种梦想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人们,文艺家、无政府主义者、苏联士兵、妓女等都汇聚在“潮虫”酒吧里。在这里,一切显得皆有可能。但随着霍夫从房顶跌落,乌托邦的狂欢逐渐为现实的冷静所代替。

正如卡尔向父母隐瞒了他早就离开了托付给他的家的事实,他的父母一开始也向卡尔隐瞒了他们离开东德的真正目的。一直到小说结尾,卡尔才知道,英格和瓦尔特毕生渴望的地方要比卡尔向往的柏林遥远得多。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离开家乡,跨越了千山万水,来到美国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卡尔再次见到父母,并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爱好音乐,从小演奏手风琴,并因为音乐与母亲相识。1958年,他们来到西柏林参加父亲特别喜爱的摇滚歌手比尔·哈利的音乐会,并在机缘巧合之下见到哈利,三人相谈甚欢,哈利还邀请他们去美国。1961年,在得到边境即将关闭、柏林墙即将建造的消息后,两人再次尝试逃往西柏林,却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留在家乡格拉。但在格拉的漫长年月里,赋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终有一天他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让一个国家或曰政府来规定他们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的边界。因此,当柏林墙最终崩塌后,英格和瓦尔特毫不犹豫抛下了几乎所有心爱的一切,背着心爱的手风琴义无反顾地踏入陌生的世界,跌跌绊绊,最终来到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站在了纪念已在十年前去世的偶像比尔·哈利的星星前。

卢茨·塞勒的这部小说与很多文学作品遥相呼应,建构了一个多样的互文结构:小说扉页上的题词来自于里尔克的文艺家小说《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小说中的诗集《栗子大道》来自于诗人埃尔克·艾布等等。作家还在小说中安排了很多转折时期的东德作家出场,如席克(Jörg Schieke)、霍尔斯特(Matthias Baader Holst)、库策(Reiner Kunze)、米勒(Heiner Müller)等。卡尔不仅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文学营养,甚至还与他们产生了交集,例如卡尔的作品和席克、霍尔斯特的作品出现在了同一本诗集中,席克还时不时出现在卡尔工作的“潮虫”酒吧里等等。

《明星111》为读者讲述了卡尔对于诗歌语言的追寻,讲述了年轻人成为诗人的过程,因而它是一部文艺家小说;同时讲述了卡尔和艾菲之间的爱情,因而它也是一部爱情小说;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勾勒出一幅转折时期社会的全景,更是一部转折小说。转折小说或者说转折文学已经成为当代德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相当多的作家聚焦于这一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但《明星111》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小说发生在柏林墙刚刚开放的时候,这一阶段大多数人仍沉浸在不期而遇的欣喜中,但卢茨·塞勒并没有将目光投向那些在柏林墙上欢乐舞动的人群,而是投向了柏林一个破败的街区。这里的人们将这个历史性的转折视为难得的机会,希冀从一切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虽然旧的秩序已经崩塌,他们摆脱了原东德体制的种种制约,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很快就会到达。

卢茨·塞勒与《明星111》,图片源自Yandex

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到达原东德这片土地,原东德人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对此,2020年的另一部转折小说——英果·舒尔策的《本分的谋杀犯》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和思考。《本分的谋杀犯》讲述了一位受人尊重的德累斯顿旧书商保利尼的生活经历。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篇幅最长,讲述了保利尼继承了很早去世的母亲对图书的热爱,将自己在1977年开业的书店打造成为原东德文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在这里,无论保利尼还是他的顾客都沉浸在由克莱斯特、冯塔纳、尼采或者卡夫卡构建的德语文学世界里,现实世界变得无足轻重。保利尼生活的中心就是书,他对于书的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只有经典的大师之作才能够进入他的书店。书店每周六都会举办文学沙龙,成为精神自由之地,更在1980年代后期被视为原东德体制反抗者的聚集地。但德国统一对于保利尼而言却意味着书店的衰败,统一后西德书店大举进入,各种作家、各种版本的图书随手可得,而且印刷更加精美,保利尼精心呵护的那些书突然变得一文不值。最终,他的书店破产,而书店所在的别墅也由于二战后逃亡西德的原主人提出了财产要求被收回,他也失去了住处。因为发现妻子——一位读书不多的理发师——曾经为原东德安全部门工作,向安全部门汇报每周六书店沙龙的情况,他与妻子离了婚,不得不带着剩下的图书搬到了乡下。但失去了书店,也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梦想、他的生活、他的整个世界。小说最后,他和女朋友伊丽莎白被发现双双毙命于悬崖下。小说第一部分结束得相当突兀,调查保利尼和他儿子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行踪的警员还没把话说完故事就戛然而止了。但警员和保利尼之间的对话,已经暗示出保利尼的排外情绪和政治上的极端化。

如果只看第一部分,读者会感觉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但就其平铺直叙的叙事风格而言,似乎并不具备很强的文学性。但在第二部分,读者会发现,刚刚读到的保利尼的故事来自于德累斯顿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并且作家的名字和本书作者的名字读音一样,都叫舒尔策。小说中的舒尔策曾是保利尼书店的一个拜访者,是保利尼的仰慕者,但后来却失去了和保利尼的联系。他现在是一个德国西部的成功作家。在这一部分,读者发现,舒尔策试图为保利尼写作一部传记,成果就是我们读到的小说的第一部分。而且舒尔策发现,自己竟然还和保利尼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伊丽莎白,这令他寝食难安。对于保利尼,舒尔策的情感可谓复杂:既有年少时的敬佩仰慕,又有现在的嫉妒和怀疑。写作对舒尔策而言成为一种逃避和解脱,只有写作,他才能平静下来,这个世界才变得可以忍受。至此读者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在第一部分保利尼的传记里,前期的保利尼有多么的博学、迷人,后期的保利尼就有多么的失败和偏执;同时读者也会对第一部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为它来自于小说中的舒尔策。

但这种叙述的游戏仍然没有结束,在最短的第三部分出现了一个新的叙述声音,它来自于舒尔策的编辑。她从柏林来到德累斯顿,对保利尼和舒尔策展开了调查,希望了解到更多关于两人的情况,例如保利尼政治极端的原因以及舒尔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却惊讶地发现舒尔策有可能是杀害保利尼和伊丽莎白的凶手。

德国的统一及其对社会、政治和心理的影响一直是英果·舒尔策关注的主题。《本分的谋杀犯》中,舒尔策为读者建造了一个精妙的迷宫。三个部分来自于三个不同的视角,读者不由会质疑叙述的可靠性以及评价的客观性。作家本人也表示,将读者引入一个他们欲罢不能的故事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也想让读者明白,读者读到的一切也完全可以被讲述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这部新作中,英果·舒尔策探寻原东德地区政治极端化原因的方式令人称赞。他并没有在作品中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这一话题却犹如“房间里的大象”无处不在。他也没有在作品中对保利尼由一个文学爱好者转变成统一后的极端主义者的原因给出解释,而是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总要找到某件事情的原因是很难的”。最后,那位女编辑并没有找到一个理性上可以接受的理由,但她在此过程中思考了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转折时期两者之间的交织对主人公,或曰身处历史中的人们的影响。可以说,女编辑的思考也代表了作者的思考,小说并没有将责任随便推给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而是从转折后东德人的感受出发,“一切都在那里,和从前一样,但一切又都失去了魔力”。或许感受和理解才是我们接近社会历史进程最为恰当的方式。舒尔策也通过这部作品完美地为读者展现出原东德的一些知识阶层由于统一后经济上、社会上的被边缘化而逐渐与民主和包容渐行渐远的现象。

《明星111》与《本分的谋杀犯》这两部转折文学作品都出于前东德作家之手,卢茨·塞勒出生在图林根州的格拉,英果·舒尔策出生在德累斯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德居民要放弃原有的生活,努力融入另一种制度,他们所受的影响和冲击远比西德人要深得多,因此,前东德作家成为表现“转折”这一主题的主力群体也就理所应当了。

三、重要文学奖项:女性作家的丰收之年

2020年,最具分量的德语文学奖项之一毕希纳奖颁给了女诗人埃尔克·艾布(Elke Erb,1938—)。如果研究原东德诗歌,埃尔克·艾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早在1975年,艾布的第一部诗集《鉴定》(Gutachten)就为当时的东德诗歌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自此艾布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路并持续至今。艾布的写作方式是先写在小笔记本上,然后再把笔记本上的内容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她不断对自己的诗句进行评论、思考和修改。她在创作中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艾布而言,好与坏、诗歌和小说、内容与形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参差互动;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诗歌意味着“在新的空间思考,获得新的自由”。毕希纳奖的颁奖词也称埃尔克·艾布的诗歌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进程式和探究式的写作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既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研究的工具。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像埃尔克·艾布这样,对思想进行挑战、诱导、精确化、修正,并通过语言实现思想的自由和变化。对于这位从不恼怒的女性启蒙者而言,诗歌是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认识形式。

埃尔克·艾布与《鉴定》,图片源自Yandex

2020年的德国图书奖则颁给了另一位女作家安妮·韦伯(Anne Weber,1964—)的《安妮特,一部女英雄史诗》(Annette,ein Heldinnenepos)。这部小说的原型是现年九十七岁的法国神经病学家、法国抵抗运动女战士安妮·博玛诺尔(Anne Beaumanoir,1923—),书中被称为“安妮特”(Annette)。小说以韦伯和安妮·博玛诺尔的谈话以及安妮的两卷本传记《我们曾想改变生活》(Wir wollten das Leben ändern)作为素材,描述了女主人公安妮特非同寻常的生活轨迹:德国占领法国时,安妮特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救助了犹太孩童;战争结束后安妮特又加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抗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并因此被法国政府于1959年判处十年监禁。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为安妮·博玛诺尔竖立的一座纪念碑。小说标题中的“史诗”一词初看似乎过于古风,不合时宜,但仔细读来却发现作家是有意为之:一则虽然小说的语言在口头语的表达和诗歌的语言之间变换,但小说通篇采用了诗歌分节的形式;二则小说的确讲述了非常历史时期中女主人公安妮特非同寻常的壮举。但安妮·韦伯的英雄史诗又绝非一部圣徒传记,因为这部作品同时对于政治抵抗运动中的道德阴暗面,例如妥协、野蛮和残忍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展现和批评。这种批评或者总结也并不仅仅围绕女主人公个人的牺牲,也围绕着一些政治上的阴谋诡计,例如民族解放阵线与反犹的纠连或者在采取暴力行动时对无辜者的牵连等。小说的开头部分保持了节奏,让人联想到传统史诗中的六音部抑扬格,但口头语言表达逐渐占据了上风,跨行开始显得随意,因此很多段落仅仅是形式上保持史诗的样子,语言上则采用了非常普通的小说语言。随着阅读的进程,读者会发现,两个原本互不相容的语言风格和内容,一方是史诗的高雅语言和激昂内容,而另一方是口头表达的普通语言和日常内容,竟然在这部小说中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构成了形式上的遥远与情感上的亲近之间的平衡,赋予小说以独特的魅力。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